哲学社的事情让我反思…

哲学社的事情让我反思：是否是me2个案的参与者太少对公众讲述个案参与的过程，才导致如今哲学社肆意绑架公众倡议以扼杀个人叙事。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性侵案与m2并不等同，诉诸于公众事实上是性侵案最后的选择：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司法救济与私人质证的失效，以及当事人必须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自我拯救。
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决定介入个案的助人者其实需要陪当事人进行大量工作：要把所有可能得到正义或补偿的路径全都尝试一遍，这其中需要大量的线下行动与经验。
如果无法解决当事人的诉求，决定个案是否需要进入公众视野依然需要非常谨慎的考虑：舆论审判与舆论帮助的衡量是没有标答的，助人者在这个环节要面对的是最严苛的自我审视，并做好主动承担后果的准备。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从不要求处于应激状态的当事人做到绝对诚实——性侵指控的严谨性其实是助人者的责任。
助人者要得到一份细节严谨的指控，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而基础是争取当事人的信任，这其实需要助人者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以走进当事人的安全区。
同时，你还需要确保自己处理个案的经验与勇气足以正视人性幽深之处，对于当事人告知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审视与判断——当你对某个细节产生质疑后，要做的是用合适的方式说服当事人告诉自己真相，安慰对方的不安，并思索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将事实呈现给公众。
个人建议是：只有自己先做到绝对诚实，并对正义与真相抱有信念，才可能说服当事人，慢慢接近事实真相，让她相信自己可以对公众说出事实。
做到这一步，才开始面对怎么说、如何说的实际操作问题。
女权主义者要做到的是对个人的理解与宽容，同时还有对公共议题的真诚与负责。这二者之间毫无捷径，抵达方式唯有大量不为人知的劳动、情感付出，以及不可或缺的个人克制。
个人克制，指的是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对自身经验与个案处境的权衡、对公开叙事的严谨、对公众情感的把握——以及准备好做不为人知的劳动，不贪恋个人关注。
只参与me2公众倡议的部分、忽视所有不能走到台前的个案所需的劳动、忽视个案走进me2前需要做的工作——这类经验的匮乏很可能会让助人者个人的表演欲大过对个案处境的考虑，我以为哲学社这次对两位当事人造成的事实伤害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对当事人的宽容从不意味着助人者不需要反省，因为me2并不是简单的口号。
看到与看不到的案子背后都需要助人者不会被看到的劳动，我非常遗憾两年之后，这一事实还不为人知。
来自弦子的微博